【CN314智能生活】不久前，广州大道中南方报社附近，因交通执法部门突击检查专车，导致司机集体抗议一事再次将专车推向风口浪尖，一度引发交通拥堵，而最终的结果则是现场大量围观群众抗议钓鱼执法打压专车，群起围堵，要求车上“钓鱼者”下车，最终该事件以专车司机被放行而结束。
专车的出现，搅动了出行市场的一滩浑水，在国内的天津、深圳、广州等多个城市，专车与出租车发生的摩擦对抗依然在持续。笔者在之前的文章指出：“专车成为拉开出行市场变革的一道口子，多方势力的博弈其实正在推动专车市场走向规范化，所有一切的挣扎都挡不住这个趋势。”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现在的专车某种意义上是蚕食灰色地带的巨额利润，在时势与舆论的推动下，专车的灰色地带有望变为白色地带，但现实情况是，虽然民意汹涌，基于专车的合理的法规与政策依然迟迟尚未出台。
事实上，监管层面并不是不理解专车对出行市场带来的便利性，他们也深知专车应对了城市民众出行的刚需，但基于现行的政策框架，行事与处理法则有另一套逻辑，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所指出的阴和阳的两面大致如此，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所谓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另外，我们也知道，广州市交委已经牵头搭建了一个叫做“如约”的约出租平台。政治领域也有其本身的公开话语体系，大家都心照不宣。
我们知道，在此前的多方博弈中，都是专车司机与出租车司机、监管部门的摩擦与对抗，而民众多数处于观望状态。但在此次广州的钓鱼专车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则是旁观者即与整个事件无关的民众却也参与进来抗议交管部门钓鱼执法。虽然钓鱼执法是引发公众参与与事态僵持的表面原因，但其中体现出一个微妙的心理变化，即民众意识到，无论是专车与出租车的博弈，还是监管部门与专车的猫捉老鼠游戏，自己才是这场出行大战的利益主体。交管部门查处专车的结果，让他们意识到，这可能导致自身在出行高峰打不到车，得不到更好的出行服务，损害的是自身的利益，民众的抗议事实上是为自身作为权利主体在为自己辩护。
因此我们知道，监管部门需要做的不是维护旧的出租车运营体制，需要做的是，如何对这种新型的商业模式进行监管，并在不妨碍创新的前提下，去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这也可以看国外，美国贸易联邦委员会同样计划对Uber专车进行调查，但聚焦点有所不同，美国监管聚焦的是两个关键点，即专车等分享经济平台对个人数据的收集与评价系统的使用，出现受伤事故时如何界定法律责任。另外，这类平台会收集用户位置数据，对用户进行跟踪，为了保护用户隐私与安全，应该怎么去做。
国内聚焦的是现有的法律体系，比如监管部门聚焦点在于专车是否触碰到交通部门关于“私家车不能参与运营”的红线，是否涉嫌非法运营，是否具备合法的运营牌照等等，在广州，关注是专车车辆是否有营运证，司机是否有上岗资格，是否有私家车加入等。因此，滴滴等打车平台为规避风险，通过四方协议来达成这种诉求，即滴滴向汽车租赁公司购买或租赁运营车辆，汽车租赁公司向劳务输出公司寻求有资质和业务能力的司机，劳务输出公司与司机再签订劳动合同。通过“曲线救国”战略来实现自身的业务合法化。但事实上，矛盾依然存在，四方协议处于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之外，不能说是完全合法，也不能说是非法，即目前也处于现行法律框架之外的模糊地带。
我们看到，监管部门聚焦点不同导致民众对于专车调查的反应也不一样，但类似广州这种临时起意的民众过激反应却也有可能会导致政府监管层面更强烈的反弹。这点滴滴与Uber自然也深知。我们看到，不久前，Uber创始人特拉维斯
